浅论述而不作与述而有作的辨证统一
曹建英
提要：“述而不作”语出孔子《论语·述而》，但当代志人真正知道其初始含义的却不多。其初始含义，不是说孔子不“作”，而是说孔子没有称“作”的地位，不是说孔子的“述”不是“作”，而是因礼制，只能把“作”称为“述”。历代的史和志都是有“作”的，第二轮志书应该是有“述”有“作”，坚持两者的辨证统一。
关键词：述而不作
述而有作
辨证统一
“述而不作”或“称述而不论”，在我国历代史志界都较流行，但当代志人真正知道其初始含义的却不是很多。“述而不作”语出孔子《论语·述而》，子日：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窃比我于老彭。”意思是说，老彭这个人好述古事，孔子将自己比作老彭，说自己写的《春秋》只是讲述史事而已，没有“作”，即没有自己的创作。说得更通俗些，即没有，自己的观点，只秉笔直书，这就是“述而不作”的由来。自孔子提出述而不作后，历代有不少人为之作注、正义等等。北宋邢呙的正义说：“述，循也；作，起也。述是循旧，作是创始。”南宋理学家朱熹注释说：“述，传旧而已，作，则创始也。”这是对“述”和“作”所作的具有代表性的解释。这一解释指出了两者的关系，即：“述”是传“作”之旧；“作”是创“述”之始。至于两者是否有相近或相同的地方，孟子作过这样的阐述，孟子说：“孔子作《春秋》，《春秋》是述，亦言作者，散文通称。如周公作常棣，召公述之，亦曰作常棣矣。”孟子说的“《椿秋》是述，亦言作者”，为什么又言“作”呢？原来在周朝时期，“作”和“述”是有严格等级区分的。《礼·中庸》云：“非天子不议礼，不制度，不考文。议礼、制度、考文，皆作者之事，然必天子乃得为之。”并且该文还接着说：“虽有其位，苟无其德，不敢作礼乐焉；虽有其德，苟无其位，亦不敢作礼乐焉。”由此可见，孔子修《春秋》，自言述而不作就是这个原因。不是孔子不“作”，而是孔子没有称“作”的地位；不是孔子的“述”不是“作”，而是因礼制，只能把“作”称为“述”。这就是述而不作最原始的含义，与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述而不作是有区别的。孔予以后的历代史学家虽均提倡述而不作，但历代史书出来后，却均是述而有作。
史是如此，志又如何呢？历代志家对述而不作虽也是口口相传，但并不是一条传统修志的原则。据饶展雄考证，我国历史上并无述而不作的规定，反而是有述而有论的规定，如明永乐十六年(1418)颁布的《纂修志书凡例》第八条称：“风俗，叙前代至今习俗异同。形势，论其山川雄险，如诸葛亮论钝山龙蟠、石城虎琚之类。”明确地写明要“论”。饶展雄考证了从宋到清雍正时期的11种志书，均是述而有论的。笔者在这里也举一例作为佐证。我国晚清经学大师、文学巨匠王闿运是梁启超所称赞的一代志家，说王所编的光绪刊《湘潭县志》是一代名志。该志之所以会成为一代名志，除了其优美的文字之外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王闿运在志中写了不少的无题序言、论、赞等论述性的文章，加深了人们对当时社会的了解。该志的成功并不在于述而不作，而是述而有作。因此，述而不作的传统修志原则是不存在的。
志书是资料书，不需要编者的观点和创造，只需秉笔直书，编辑资料而已的观点也是一种误导。首先，志书不是资料书。志书资料书说始于1996年，盛行于20世纪80年未90年代初。但随着人们对方志及方志理论的认识不断加深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志书不只是简单的资料书，而是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述。学术价值的本质就是要有创造性。要创造就必须有是非观，否则就不能创造。又，根据前述“作”即创始的观点，那么，学术价值的本质就是“作”，没有“作”，不仅会没有学术价值，也就不能成为著述。当然，也就不可能成其为方志了。由此可见，方志必须是述而有作。这在第二轮修志开始以来，学术界已达成基本共识，主张方志不应再抱述而不作的陈规，应该提倡述而有作的新方法，如韩章训在他的《方志编纂学基础教程》一书中说，应该“采用‘述而有作’的基本笔法”来编纂第二轮志书。饶展雄在《中国地方志》上也发表文章大声呼吁“新方志应以述为主，述中有论”。从理论的角度看，是这样的；从当今方志实践的角度而言也是反对述而不作的。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志书，在继承传统志书体例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广大多采用了记(大事记、专记)、述、志、传、图、表、录7种体裁。“述”作为一种新型方悉体裁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认可。可见，在第二轮方志编纂中仍坚持述而不作是不合时宜的，应该提倡述而不作与述而有作的辩证统一。就是说，既要讲述而不作，又要提倡述而有作的写作方法。仍要讲述而不作，是因为资料性是方志的特性之一，尽管方志是著述，并且是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著述，但根据方志的功能的需求，方志必须保持全面而系统、真实而又准确的资料，所以在各分志的具体撰写中，特别是最基层的节与目的撰写中，应提倡述而不作，一般只据实直书，但可以分析、说明、概括，特别是概括较为重要，如果没有概括的话，资料就无法系统化，就不能反映事物的全面性和真实性。没有系统化和全面的记述，就谈不上志书是著述了。除了分析、说明、概括之外，写分志的时候不能忘记寓褒贬于记述之中，即在记述历史的过程中，虽不明说应该怎样，但一定要体现作者、编者的观点和意图，实际上这也是一种“作”的手段或方法，这种手段或方法是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。除此之外，根据需要，可在少数地方给点画龙点睛之“作”。
所谓述而有作，主要是指在各种“述”体的写作中一定要有“作”，也就是一定要有“论”，这种论不是空论、泛论，而是要在事实的基础上揭示事物发展的大势大略、兴衰起伏，彰明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，总结经验教训，反映事物发展的规律。这些均少不了作者、编者的议论和观点，并且议论应该精辟、恰到好处，观点应该鲜明，这样才能写出质量较高的“述”来。诚然，在“述”这个层次里虽然有很明显的“论”，但在写这些论时，不能像在议论文和科研论文中一样，使用反问和反诘句，仍只能使用陈述句。这是志体使然。
其次，人物传也应该有论。章学诚在《修志十议》中说：‘“邑志列传，全用史例”、“善恶褒贬，务求公正。”这就是说方志人物传的体例，跟史书人物传的体例一样，是有褒贬的，但褒贬一定要公正。既然有褒贬就有论，人物传里的论最好以史带论，论由史出。即先摆事实，最后概括出结论，该褒的褒，该贬的贬，观点清清楚楚。另外在人物传里，还可以先提论点，再加资料进行说明，这也是一种论的方式。人物传有论没论是大有区别的，有论的人物传，形象更鲜活突出，更受读者喜爱，但论必须以事实为依据，不能空论。